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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江西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:历史之西晋哲学

更新时间:2016-08-20 16:32:22 浏览次数:203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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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:考公务员辅导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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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,但只强调“有生于无”,这样,道生于无,不生于自然,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。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,是变质的道家学说。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。二人立论以无为本,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。裴頠(音伟wěi)著《崇有论》,主张儒学礼法,反对虚无放荡,王衍等人群起攻击,《崇有论》不起任何作用,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。显然,儒家思想处在的劣势。
郭象是清谈家,王衍称他“语如悬河泻水,注而不绝”,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。向秀曾注《庄子》,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,成为《庄子注》的定本。《庄子》书得郭象注,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。
《汉书·艺文志》道家有《列子》八篇。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《列子》,足见《列子》实已亡佚。东晋张湛注《列子》书中《周穆王篇》,叙述周穆王西游事,与《穆天子传》完全符合,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。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,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,《杨朱篇》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,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。西晋佛学开始发展,佛家说空无,清谈家说虚无,旨趣相投,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。《列子》书往往与佛经相参,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。或疑《列子》是张湛所自作,按张湛《列子序》详述得书来历,似非虚妄,注中疑《列子》书载列子以后事,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。《列子》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,因张湛作注而流传。
东汉和魏初,传佛教的都是胡僧,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,并不重视它的教义。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,洛阳佛寺多至十数,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,朱士行就是早出家的一人(二六○年,魏甘露五年,出家,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)。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,在外国二十余年,归国后译出《放光般若经》,宣扬大乘教义。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,通三十六种语言,求得大量佛经,归国后专心译经,佛学大行于世。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,但法护译经多,声名大,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。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,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。东晋孙绰《道贤论》,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,陶潜《群辅录》以沙门于法龙(即支孝龙)为八达之一,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,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,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。
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,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,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。
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,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。晋惠帝时,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,王浮作《老子化胡经》,捏造故事,侮辱佛教,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,在北朝,甚至发生宗教冲突。
玄学崇尚老庄,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。它不是宗教,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,《杨朱篇》表现得很清楚,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。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,并不是信奉佛教,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。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,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。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,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。东晋和南北朝,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,斗争调和诸现象,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。如果说,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,那末,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优势,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。佛教的输入,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裴頠作《崇有论》、王浮造《老子化胡经》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。
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,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。隐士鲁胜注《墨辩》,又作刑名两篇,阐发《墨辩》的要旨。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,只有《墨辩注》得保存,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,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,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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